创业的女人美丽缤纷，创业让女人活得很精彩！(8)
或许，这样将“女权”与“人权”相提并论，有过于宏大之嫌。类似问题，早年间也曾经被著名的改良维新运动思想家梁启超先生碰到过。梁先生所著文章的题目为《人权与女权》，被人指为“不通”。对此，梁先是“哈哈”，之后的回答颇具意味。他说若是这个题目不通，并非是由梁某人杜撰出来的，而是社会现状本来就是这样的(不通)，自己不过是照实说出来了，而且想把那个不通的弄通罢了。仔细想一想，若坚持或听凭对人类的另一半实施歧视、排斥、压迫，剥夺她们应当拥有的平等权利，作为现代民主精神精髓的人权与正义到底还能够剩下些什么？还有什么可圈可点的？当女性在其作为“人”的位置上缺席，人权和社会正义必不复存在，个中道理确实是再简单不过了。然而，男尊女卑、男主女从作为一种社会不平等制度却在中国绵延了上千年，至今作为制度虽已分崩离析，但作为一种思想观念仍渗透在社会的方方面面，根深蒂固。所以，要使人人都能够明白及理解“女权即人权”的道理，且真正付诸实际，又是难度相当高的，故而也被称之为是“最漫长的革命”。
更重要的是，女性主义研究者还发现，要真正理解、实施“女权即人权”，仅有法律上的规定显然是不够的。要使平等权利从法律条文转变为真正的实际权利，还必须具备许多相关的条件。如女性主义研究者所指出的，权利平等不能只是设想成拥有同等的物质性东西或金钱，在更大程度上，权利应该是指各种关系——人们依照一定的制度与规则行动、相互交往，这样建立起来的关系，同时亦为参与其中的个人提供各种各样的机会，这也被理解为是个人发展不可或缺的“社会资本”。而关系及所获机会的差异，无疑将直接影响到个人发展能力的强弱，并致使发展状态大相径庭。这意味着，若要真正认同和实施男女权利的平等，就必须使她们参与建立尽可能同等的交往关系，进而获得同等的发展机会——能够拥有同等的“社会资本”。父权制正是在这点上反其道而行之，通过“男主外、女主内”的劳动分工模式，将女性排斥在社会公共领域之外，从而使女性失去了以独立主体身份参与各种公共活动的可能性。交往关系无从建立，发展机会无从获得，女性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因此而成为无本之木、无源之水。
女性主义研究者还指出，对于人的发展来说，“自尊是一种基本的财富”。但父权制通过男尊女卑传统观念的传播，大肆贬低、践踏女性的自尊，这就不仅从物质条件上，还从精神上剥夺了可能支持她们独立发展的“资本”。可见，“女权即人权”这一口号所昭示的，远远不止是法律上性别权利平等的规定，更重要的是事实上的性别平等权利——真正拥有实现平等权利所必备的种种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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